姓名 20110225154518 00000000000000 Joseph de Premare 中文姓名 20110225154518 00000000000000 马若瑟 人物简介 生平 马若瑟汉学研究：马若瑟从一开始学习汉文时起，其目的就不只是为了传教，而且想要用汉文来著述，并且从汉文经籍中寻找对信奉基督教的支持和依据，为此，那些把中国经典文献看成礼仪事物代表的传教士们，就对马若瑟感到不满和怀疑。 马若瑟精通汉文，他著有许多用汉文写成的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的书籍。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就是《汉语札记》（拉丁文标题为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在马六甲出版。是马若瑟死后70多年才出版的遗著）。马若瑟编写这部著作的想法，在当时说来是很新颖的，他认为学习中文，不应该沿袭拉丁文文法的理论和方法，而应该通过实践来学习。这部著作的问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从马若瑟写成寄回法国到这部书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方才问世，经历了颇为曲折的道路。根据法国汉学家阿贝尔—雷米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看法，是马若瑟的这部《中国语文札记》和另外一位来华的西班牙人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于1703年在广州出版的《官话语法》（西班牙文标题为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被法国的中国学家傅尔蒙剽窃了。马若瑟在当时和在巴黎的傅尔蒙有通信来往，便把自己写的新的中文语法的手稿在1728年寄给傅尔蒙，以便使傅尔蒙高兴一下；但是当时傅氏自己也在编写中文语法书《中国文典》（拉丁文标题为Grammatica Sinica，按上述说法倒不如是剽窃了万济国的著作）一书，于是便赶忙在马若瑟的稿件尚未到达巴黎之前，将《中国文典》手稿存放到法国皇家图书馆（即现在的法国国立图书馆），然后在马若瑟的稿件到达后说是自己的稿件远胜过马氏的《中国语法札记》稿件，于是马氏的5卷稿件就被束之高阁，而《中国文典》则先于1737年出版了一部分，即《汉学沉思集》，又于1742年出版了完本（拉丁文标题为Grammatica duplex）。 马若瑟还把中国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法文标题为Tcho-chi-cou-eulh；ou，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出的译本，收录在由杜赫德神甫（Père 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的第3卷内。此译本也收录在1736年在海牙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第417～460页内。伏尔泰在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赵氏孤儿》之后，创作了一部悲剧，题为《中国孤儿》，1755年出版，并在同年搬上舞台演出了，伏尔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到了成吉思汗时期，但是蓝本仍是马若瑟的法文译本《赵氏孤儿》。伏尔泰还为他的《中国孤儿》加上了《孔子学说五幕剧》的副标题。 《赵氏孤儿》在法国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先后几十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就连当时在欧洲名声显赫的文学巨匠、大诗人、大思想家，像意大利的梅达斯塔苏、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等，无不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纷纷加以改编，搬上舞台，在欧洲许多知名的大戏院都引起了轰动。 马若瑟还曾寄给巴黎法国皇家图书馆许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法国国内非宗教界的世俗中国学家们曾作为任务对这些书籍进行过研究。在马若瑟寄回法国的这些书籍中，还特意挑选有一部元代杂剧选集，后来这本书就由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和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合作（按，主要是由巴赞译出的）译成法文出版了，该书中 文标题为《元曲选解题》，法译本于1838年在巴黎出版了。马若瑟提供此书的中文蓝本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马若瑟对于他寄回的书籍写的一些介绍性的短论，至今仍然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内。他写的信件有3份收录在《耶稣会会士书简集》里面，还有第4封信，是从傅尔蒙的文件中找到的，后来由晚年在巴黎定居的德国人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给编写进《百科编年史》（法文标题为Annales Encyclopédiques）里面，这封信中对傅尔蒙的《中国文典》文稿进行了坦率和严厉的批评。 在法国耶稣会士中，有这样一小部分人，由于他们对《易经》一书的关注，被称为易经派，马若瑟即名列其中。在欧洲，这些人被称为索隐派，因为他们宣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了基督教传统的踪迹，并对它们进行了索隐式的和象征论的解释。 马若瑟有很多文章和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篇获准付印。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几篇得到了发表，但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 马若瑟的有生之年大多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其研究对象从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献一直到宋朝的哲学家、文士和诗人。他在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使他在写作《中国语言志略》(Notitia Linguae Sinicae)时获益匪浅。《中国语言志略》是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指南书，后来，这部作品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国索隐主义是在白晋手中发展起来的，他也是来华耶稣会士，后来成了马若瑟的老师。白晋的生活和工作，他对马若瑟的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白晋的思想决定了马若瑟的整个一生。 马若瑟与在华、在欧的许多教士、学者建立了通讯联系，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他们，希望能出版。被放逐到广州后，他在《特雷武论丛》上见到傅尔蒙关于中文的论文摘录，于是与傅尔蒙开始了长期通信，其中大量内容是关于中国语言的讨论。1728年，马若瑟向法国寄去一件包裹，内有大量书籍、手稿和书信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五卷《汉语札记》手稿。在其随附的信中，他请求傅尔蒙帮助出版《汉语札记》，既为了将来人华的传教士，也为了欧洲学者的研究工作。这件包裹直到1730年才被送到巴黎皇家图书馆。傅尔蒙并没有为出版此书出力。他在其《中文语法》(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ectica daplex， Paris 1742)的前言中，评论《汉语札记》一书组织得很糟糕，行文冗长，举的例子过多，提出的规则又太少，总之算不得一本真正的中文语法书。而另一方面，后来的汉学家又指责傅尔蒙在著作中剽窃了马若瑟的研究。傅尔蒙死后，马若瑟的手稿一直在巴黎皇家图书馆中沉睡，直到19世纪初，被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唤醒。雷慕沙抄录了手稿，他后来写的《汉文启蒙》(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ze)很大程度上是以马若瑟的研究为基础而完成的。在《汉文启蒙》的前言中，雷慕沙介绍了《汉语札记》，既高度评价了马若瑟的成就，又重复了傅尔蒙的批评，认为它不适于出版。马若瑟生前恐怕万万想不到，他的《汉语札记》的出版最终要由英国新教徒完成。近代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创者，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son，1782—1834)获得一位英国贵族的资助，决定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出版《汉语札记》。当时还是雷慕沙的学生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生计谋，给马礼逊抄录了手稿(根据雷慕沙的抄本)。1831年这部著作终于在马六甲出版了。该书随即获得许多人的推崇。马若瑟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汉学史上应享有的地位。 马若瑟在书中或信中都没有明确指出他在何时何地如何完成《汉语札记》的。在前言部分，马若瑟先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作品作了介绍，列出49个题目，范围涉及经史子集，根据年代和写作风格分为9级。然后，他讲了学习汉语的路径和方法，词典的情况，关于文字、发音与音调的情况等等。前言最后附录“汉语诸音总索引”，列出汉语的1445种音节，每一音节列出一个汉字，及其解释。马若瑟说他只收人了普通常用的字，入门者须用一两个月牢记这些字，然后通过《汉语札记》，他将展示索引中没有的字，一步步扩大学习者的识字量。 马若瑟介绍自己穷三十年心力研究中文，认真阅读了无可胜数的中文书籍，做了大量笔记，《汉语札记》正是长期刻苦工作的结晶。人们通常称《汉语札记》是一部中文语法，但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马若瑟写成的是一部关于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复杂著作。他的目的是向传教士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并且为进一步研读中文作品打下基础，而非总结出一套系统严格的语法来。马若瑟着眼于教学实践，他强调“学汉语最好通过例子，因此不要奇怪我给你们举的那么多实例。我这么做是因为通过例子比通过规则能更快地通晓中文”。这一点正是他受到傅尔蒙、雷慕沙批评的原因，而从其本身的目的来看，马若瑟的做法是适宜的。 马若瑟在书中强调中文语法与西方的语法体系的巨大差异。他说：“事实上，如果我试图用我们的语法形式套中文，那简直是犯傻。”要想真正学好中文必须认清这一点。“我远不是要将我们语言的规则用于汉语。相反，我希望传教士们解放他们的观念，将观念从他们的母语中抽取出来，再让这些赤裸的观念穿上中文的服装。”马若瑟的希望是不现实的，他还没有认识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固有的语言习惯。当然，他呼吁人们努力摆脱头脑中的语言成规的束缚，对于学习差异性极大的语言是十分重要的。 但颇为矛盾的是，马若瑟一面高呼：“因此，再见吧Despauterus和Alvarus，我们的拉丁语法。一面仍然采用拉丁语法模式解说中文。马若瑟没有一套适合汉语特征的术语，尽管他引用中国传统的实词与虚词的概念，归根结底他还得套用西方传统的语法范畴。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所谓语法只存在由传统的拉丁文法发展来的那一套体系，这也是他们描述其他语言规则惟一可用的工具。马若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处境，因此有时甚至采用颇具自我解构意味的表述方式：他列出汉语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但又指出这些说法其实在汉语中没有什么意义。 马若瑟在他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讲了他如何通过《四书》学中文：“首先，我抄录整部《四书》。我在练习本的左页写汉字，按照我看到的助手写字的正确笔顺，一笔一画地写。同时，我努力牢记每个汉字的各部分的意义。在相对的一页，我写下想到的各种注解与评论。与此同时，我还在单独的本子上列出人名、地名、动物和花草的名字等等。”他又在每个本子上按字母作了索引，以便查找。 马若瑟说：“我们真的应该用心学《四书》，中国人从童年起就被让这么做。我们应该一到中国就开始记忆它们。”马若瑟又讲了学习《四书》的恰当顺序，以及应选用的注解。这是一个成功者的经验之谈，因为马若瑟被公认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精深造诣。但是从马若瑟的叙述中可知，当时许多传教士不像他那样做。他写道，年轻的传教士一到中国就急切地要一本中一欧词典，然后花很多时间抄写。马若瑟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好，不如把精力用在《四书》上。 马若瑟的话很有道理，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要学习外语，双语词典和语法书仍是必不可少的。在以《四书》为入门教材的同时，传教士们也需要这些东西的帮助。 应当承认《汉语札记》作为语法书显得不够系统，而且明显缺陷是没有句法部分。但《汉语札记》的丰富性使它远远超越了一本语法书的范畴，它充分体现了马若瑟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深厚功力。 外文著述 著述 《论汉语发音和用欧洲拼写的汉文字》 《汉语札记》(于1831年由英国伦敦传道会刊行). 1831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用拉丁文出版了，拉丁文标题为Notitia Linguae Sinicae。后来这部书由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译成了英文，于1847年在广州出版。 1770年以后马若瑟著《书经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研究》以及《中国古书中基督教义之遗迹》、《中国经学导言略论》. 马若瑟还和赫苍壁神甫（Père Jul-Placidus Hervieu，1671～1745。法国耶稣会会士）合作，在澳门编写了一部《拉丁文—汉文字典》 研究文献 被研究著述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丹）龙伯格 著 李真 骆洁 译 附注 正文 参考文献：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国刚，吴莉苇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余三乐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阎守诚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尚智丛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耶稣会与中国科学》/樊洪业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国际汉学》第7辑/任继愈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学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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